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委会表示，“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持续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停滞才是常态，我们必须警惕并应对那些可能阻碍持续增长的威胁。”

　　如何才能实现持续增长

　　今年诺奖表彰三位获奖者“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三位学者因其对长期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的奠基性贡献，实际上也被广泛视为得奖的热门候选。

　　公开资料显示，莫基尔出生于1946年，他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欧洲经济史研究，尤其是1750-1914年这一时期。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两个核心方向：一是厘清欧洲社会中技术进步与实用知识增长的经济根源及思想根源；二是探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对经济福祉产生的影响。

　　阿吉翁为法兰西公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聚焦于经济增长，豪伊特为布朗大学经济系教授，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阿吉翁与豪伊特共同开创了“熊彼特式增长范式”（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这一范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增长政策的设计，以及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毛寿龙称，莫基尔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将技术史纳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增长的文化前提假说，强调知识积累、认知框架与制度宽容是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阿吉翁和豪伊特两人得奖的原因是1992年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一个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开启内生增长理论第二波（AK模型为第一波）。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钟辉勇认为，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共同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图景，解释了现代社会为何以及如何摆脱数千年的经济停滞，进入持续繁荣，可以将他们的贡献看作两个互补的部分，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莫基尔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和持续增长发端于18世纪的欧洲？他认为这源于一种独特的“增长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崇尚知识、实验和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并相信这些探索能改善人类生活。同时，他也区分了两种“有用知识”：一种是关于“为什么”的科学原理（“命题知识”），另一种是关于“怎么做”的技术配方（“指令知识”）。 而工业革命的突破在于首次在这两种知识间建立了强大的正反馈循环：科学发现指导技术创新，而技术工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探索。正是这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让技术进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持续、可累积的过程。阿吉翁和豪伊特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形式化。

　　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前述论文中，经济增长被描述为一个动态过程：企业家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投资研发，一旦成功，新的、更好的技术就会淘汰旧技术。这种垄断地位又是暂时的，因为高额利润会吸引新的创新者前来挑战，从而形成一个永不停歇的创新循环。“他们的工作成功地将技术进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变为了一个由市场激励和竞争决定的、可以被经济政策影响的内生变量。”钟辉勇说。

　　将三人同时授予奖项，在钟辉勇看来“具有非常深刻的逻辑”，他指出，三位的研究恰好构成了对“创新驱动增长”这一宏大主题的完整解释。莫基尔的工作解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问题，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工作则解释了增长的“持续”问题，将两者结合，可以看到，莫基尔所描述的对新思想的开放文化和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正是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创造性破坏”得以发生作用的宏观社会背景。没有这种文化和制度，既得利益者就会成功扼杀创新。同时，莫基尔强调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正反馈，则为“创造性破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对当下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对当下中国产业发展有何启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指出，莫基尔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知识启蒙与制度保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精准点破了中国“内卷”的深层症结：资源有限下的无效博弈，企业陷入技术趋同——价格竞争 ——研发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这背后，正是知识积累不足与创新生态缺失的深层制约。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竞争与创新倒U形关系”理论，几乎是为当前我国“反内卷”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他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结合英国企业专利数据验证：竞争与创新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黄金平衡点”——竞争不足则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所以增加竞争会激励企业创新；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过度竞争则会扼杀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内卷”其实就是缺乏创新、缺少差异化，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如果企业分工，做不一样的事情，就不仅不会“内卷”，还会有互补优势。

　　如何解决缺少创新的问题？王永钦建议，第一，要加强产权保护，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企业多项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企业家的保护很重要，中国正在向这个方面迈进。第二，要解决金融领域的问题，创新的民营企业要能借到钱，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大的转型，比如除了银行体系之外，可能要发展一些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场等。第三，做好社会保障，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企业要有一定的社会保护，尤其体现在破产重组相关法律中，可以更宽容一些，让大家敢于创新，敢于冒险；另一层是对个人、家庭的社会保障，有托底，民众也不会去“内卷”，敢于去创新。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何启发？

　　钟辉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科学（命题知识）。只有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技术应用（指令知识）才能持续迭代升级，而不是成为无源之水，这要求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长期、稳定的投入。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对旧产业、旧模式的“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也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毛寿龙则认为，未来，无论是AI治理还是绿色转型，均需超越制度最优的幻觉，转向秩序适应性的务实探索。新质生产力其实等于是新的秩序，“反内卷”是秩序的开放，秩序壁垒的减少、流动性的提高、自由度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此外，新技术、新业态比如AI、数字经济平台被视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在这些新技术、新业态出现的过程中，就业担忧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比如数字经济平台这种新的营销模式，确实会挤压一些传统的销售模式，但从整体而言，肯定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虽然确实会导致一些人受到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是这些“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最终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也会促进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短期内有些人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但是长期而言，会让整个社会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