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年的调整过渡期，《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助贷新规”）于202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按照规定，作为资金提供方的金融机构需在“白名单”制度框架下开展助贷业务，原本24% - 36%的高定价业务空间也因24%以下的利率红线而大幅压缩。

在政策的倒逼之下，金融机构加快了清理合作版图的步伐。不仅银行机构如此，31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也在10月1日前陆续完成了合作机构信息披露。从各机构披露的名单来看，在众多不同类型的合作机构中，作为贷后管理核心环节的催收服务机构，在“白名单”中的占比普遍超过30%。

聚焦催收业务本身，在“暴力”“灰色”等标签的笼罩下，这一饱受争议的贷后管理方式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在严格限制催收方式、时间和频次后，再加上债务人还款意愿降低，对于助贷平台等来说，催收成了一大难题。

逾期用户的处境同样艰难。10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暴力催收依然是行业的高频投诉点，言语侮辱、威胁等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助贷新规对贷款利率进行明确调整，助贷产品的利润空间大幅缩减。这一方面迫使平台将经营重心彻底前置，通过风控和合理定价来优化客群结构；另一方面要求平台在成本、效率和回款率之间寻找更精细的平衡点。

侮辱、威胁式催收仍然猖獗

“前两天只是通知了你单位领导，现在已经获取了你们公司所有参保人员的联系方式，你所有同事都会收到你活体点头、摇头的视频，会把你骗贷的事情传遍你单位的每一个角落！直到看到你App结清为止！”10月以来，王茹（化名）多次收到类似的催收短信。

在这些短信中，王茹被称为“骗贷人”“讨债人”“躲债人”。除了威胁告知其公司同事外，短信中常用的话术还包括告知其父母、打印其照片和欠款信息张贴在户籍所在地社区公告栏等。短信中提到的“活体点头、摇头视频”，是王茹在申请贷款时，在平台方进行的授权认证环节。

王茹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23年她在一家网贷平台借款2万元，同年底出现逾期。经济状况好转后，王茹主动与平台方协商二次分期还款，但遭到拒绝，期间平台方也未对她进行催收。2025年初，有催收员联系王茹，表示可以按月还款。但王茹发现平台罚息一直在叠加上涨，因此提出停止计算罚息，同样遭到拒绝。

“国庆节假期期间，应该是平台方更换了催收公司，我收到了新的催收短信，威胁说已经查到了我的公司。我给对方打了电话，电话中对方还说‘不还钱中秋节家里人也别想好过’等。紧接着我的同事就开始频繁收到我欠款的信息了。”王茹无奈地说。

据王茹介绍，她最初借款本金2万元，借款利息为4000元，偿还近万元后，催收员告知她当前仍需还款近1.8万元，其中本金约为1.3万元。粗略计算，王茹该笔借款年化利率接近36%。

值得注意的是，王茹此前已无法通过该平台查看还款的具体信息以及贷款合同等，只能通过催收员提供的还款链接进行还款。期间王茹多次联系客服要求查看合同，并对催收公司进行投诉，均未得到解决。

被暴力催收后，王茹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很快引起了更多有相同经历用户的关注。他们收到的短信中，同样充斥着“生活不检点的老赖”“东躲西藏的老赖”等字眼，并提到会将逾期信息广泛告知其父母、亲人、朋友等。“我们所在的交流群中有几人因为工作单位被‘曝光’，已经被公司辞退了。”王茹表示。

“失联修复”需用户授权

从王茹等用户的实际情况来看，行业内暴力催收现象仍然存在。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催收员大多不会在短信“轰炸”中直接表明身份，更多是引导用户将应还金额汇入绑定的还款银行卡，或是在确认用户还款意向后，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与用户联系。而催收员使用的多为虚拟号，对于这类暴力催收情况，平台方往往会予以否认。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位头部助贷平台催收业务负责人罗琪（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这类暴力催收情况是多种违规情况叠加的结果，包括获取客户信息、系统或管理漏洞等，更多可能发生在外包公司。或者是涉及的客户账龄段处于后端，机构会将逾期整体打包给催收公司，而这类机构合规意识相对薄弱。

不过，除了隐秘的暴力催收手段外，为应对用户逾期，机构也有相应方案。读者刘宇（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他于2023年在某头部消费金融申请了一笔16万元的贷款，2025年3月，当期还款逾期三天后，在注册手机号能拨通但未接听的情况下，该公司催收人员拨打了他名下另一个手机号。

但让刘宇不解的是，该手机号是在贷款申请后注册的，且未在任何互联网平台进行过注册使用。刘宇质疑，该消费金融公司对他采用了“失联修复”这一违规催收手段。而对于新手机号的来源，该公司客服仅告知刘宇“是在合规渠道获取的”。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失联修复是指平台方或催收机构通过相关手段或渠道修复逾期客户当前手机号码的行为，从而与失联的逾期客户重新取得联系，其中获取用户未留下的信息或是未授权获取信息均属于违规行为。

对于这一情况，有消金行业从业人员指出，在贷款申请环节，平台会获取用户征信报告等相关金融信息的查询授权，在用户失联的情况下，平台可根据授权进行对应数据查询。

而查询授权就隐藏在申请贷款时签署的众多协议中。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也有机构将授权许可环节放在隐私协议中，例如一家TOP10的消费金融公司在隐私协议中明确提到，在本人失联的情况下，会通过用户在运营服务商注册的其他联系方式与用户取得联系。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助贷行业仍存在暴力催收情况，一方面暴露出相关贷后机构存在短视行为，为冲催回业绩不惜冒险；另一方面则表明持牌机构的合作机构筛选机制仍有完善空间。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广林提到，暴力催收的存在表明部分金融机构和催收公司未能严格遵守新规，没有对催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破坏了助贷行业的健康发展秩序。在催收过程中恶意使用言语侮辱、威胁等方式，涉嫌侮辱、恐吓他人，或是存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况，均属于违法行为。

M3阶段回款率低至3%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了解到，当前在贷后管理方面，市场上大多数贷款相关平台采用自营催收与委外催收相结合的方式，催收流程按照逾期时长大致划分为“电催—调解—法诉”等不同阶段，基于业务打法的差异，各类机构的不同阶段会有提前或推迟。例如，有消费金融机构会对恶意逾期超过90天的用户提起诉讼，有助贷平台则会放宽至一年以上。

2024年末，《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对外发布，并于2025年2月28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确了催收作业时段限制、通讯规范以及第三方机构管理要求，包括每日22:00至次日8:00不得催收、金融机构需审查催收机构资质并承担最终责任等。

“相较于自营的催收团队，委外催收在合规管理上难度更大，而催收引发的客户投诉也受到了更多关注。”罗琪坦言。罗琪指出，过去几年间，随着催收业务规范程度不断提高，平台方对于合作的催收机构，从最初没有门槛转变为注重团队规模、资质，现在更是要求合作方在业务上也能与公司相匹配。

不仅合作门槛提高了，罗琪表示，正常情况下，平台方会向合作的催收公司开放外呼线路，联系方式经过加密处理，催收公司只能通过平台的外呼线路联系用户，甚至在不允许催收的时间段，不少平台还会直接关闭外呼线路。

回顾过去几年助贷行业的变迁，在一轮轮的整顿和迭代中，2020到2023年市场经历了最动荡的时期，催收行业也逐步走向规范化。而在原本动辄36%甚至超过36%的高利率时代，贷款产品的利润空间足够大，能够覆盖因部分客户逾期带来的高坏账损失。在此背景下，催收策略相对“粗放”，甚至带有一定的“高压”和“威慑”色彩，即便是引发客诉或纠纷，高额利息收益仍能弥补损失。

传统催收的“人海战术”和“电话轰炸”在短期内可能效果显著，但对于机构方而言也有较大的后遗症。而实施文明、合规、精细化的催收，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专业的团队和更先进的技术，例如AI智能催收、大数据分析等，这些都意味着催收成本的增加。

另有一家助贷平台贷后管理负责人李彦（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近几年行业整体利润一直在下降，逾期回收率同样持续降低，催收对于放款机构来说也是难题。从坏账率来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更关注M3（指逾期三个月）甚至是M2（指逾期两个月）的数据，这会直接关系到公司坏账率和损失率，指标压力主要在前端。客户欠款期数少、金额少的时候，最容易处理逾期，越往后欠款越多，结清需要的时间越长，后端案件处置周期都比较长。

在问及不同阶段的具体回催率时，受访机构都不愿多谈。而李彦在采访中透露，行业内大多机构不太关注M3以上的回收率，M3之后能有效收回的部分较少，而且还要扣除催收成本。目前行业整体M3阶段的回款率大概在3%至5%的水平。“因此行业内各机构一般会进行打包处理，比如M3到M6（指逾期六个月）或M3到M12（指逾期十二个月）整阶段催收，只是在细节划分上会根据实际业务有所不同。”李彦指出。

平台方更注重和逾期用户协商

助贷新规落地后，行业更多地关注贷款定价。白名单平台展示的贷款利率上限调整为24%，更为下沉的、主打高息贷款的中小助贷平台面临被淘汰的困境。当利率上限被锁定，平台向高风险客户放贷的意愿和能力会明显下降，依赖暴力催收维持回款率的贷后管理方式也失去了生存空间。

在政策传导效应下，助贷新规落地后如何影响贷后，行业整体仍在观望。有助贷行业从业人士指出，利率上限调整后，助贷平台的客群结构会发生变化，对于贷后管理部分的影响将在调整后逐步显现。

更了解催收业务的罗琪、李彦等认为，在现阶段的催收模式下，无论政策如何、利率怎么降，利率变化带来的亏空或损益，绝对不可能通过催收来弥补。即当前无法通过更严格的催收举措来提高平台的收益率。

而在催收机构与借款人的博弈中，还存在打着“债务重组”“债务优化”旗号的黑灰产。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王茹发起的关于被暴力催收的讨论中，评论区也充斥着“反催”“停催”的广告，试图从焦头烂额的借款人处获取一笔高额的服务费。

“反催收”黑灰产的活跃，也让助贷平台等十分头疼。罗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行业内各家都有回收率压力，在合规要求严格、回收率承压的情况下，各家会更注重和客户谈判、协商，帮助客户规划债务解决方式，根据客户收入和生活情况制定合理的还款方法。“不需要黑灰产介入，有真实需求的客户可以直接和平台方协商解决方案。”罗琪补充道。

这也是在监管要求、回款现状等多方因素影响下，平台机构在催收方面的妥协与改变，催收行业从“武力威慑”的丛林法则，逐渐展现出“信用服务”的商业本质。可以明确的是，催收不再是可以独立于风控和产品之外的粗暴环节，而必须是深度融入业务全流程的、以技术和数据驱动的风险管理终端。

在苏筱芮看来，在传导效应下，机构对业务质量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而作为贷后端的催收确实会面临较大压力。建议持牌机构加强对合作贷后机构的日常巡查，及时将不合规机构清理出合作名单，而贷后催收机构也需要认识到，长远的持牌机构业务合作是建立在合规基础上的，需从源头完善合规机制，防范因客诉率上升乃至出现恶性事件影响到自身在整个行业中的生存状况。

魏广林建议，助贷平台应建立全流程智能风控体系，通过接入权威数据源，构建风险评分模型，覆盖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在贷前对借款人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贷中实时监控借款人行为数据，贷后及时预警风险，从而减少逾期情况的发生，从根源上降低催收难度。在催收平台筛选上，应严格筛选进入“白名单”的催收公司，与合规、专业的催收公司合作，并签订详细的合作协议。定期对催收公司的业务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其催收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平台要求。

对于催收公司，魏广林指出，这类机构应在提升技术应用能力、利用大数据分析构建债务人画像的同时，还应组织员工学习法律法规和合规催收知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催收人员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此外，魏广林提醒，借款用户在日常生活、借款行为中应注意个人信息保护，在借款过程中要认真审阅平台的个人信息获取权限，防止信息泄露。在面临恶意、暴力催收时保持冷静，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

北京商报记者廖蒙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原标题：M3阶段回款率低至3% 助贷平台催收困局待解 暴力催收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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